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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张国有是光华管理学院成立时的副院长之一，见证了北大商科的恢复与兴起。他出生于1949年10月，“文革”结束那年，从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教授“工业经济”。改革开放后，他与一些同事们经历了知识的转轨，在80年代开设企业管理课程。

1951年，时任北大校长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地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在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北大的精神传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到“要承继‘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动思想。”

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认为，结合国内外的经验不难发现，不同资产的收益表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财富的配置，因此，未来居民财富配置的结构变化，直接原因要看资产的收益率表现，而追根究底则要看政策方向与经济增长的模式。配置结构：房产占比大过去几年，我国居民财富保持较快增长。2008年以前，我国居民资产增速中枢曾达20%左右，2010年之后回落到12%左右，2016-2018年居民财富规模的复合增速为12.5%。据海通证券估算，截至2018年末，我国居民的总资产规模达465万亿人民币。

而在西南联大之外，五四传统也进入到政治的领域。1939年，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共同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毛泽东写下《五四运动》一文，将这场运动形容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后又将其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

其次，中国没有“复制”“粘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计划。中国的发展展现了其对本国人民、自主和勤劳的信心。中国依靠的是一种开拓精神，根据本国的实际条件和经历，进行大胆的试验，走出自己的道路，当然也借鉴其他文明的成就。既然如此，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走中国的道路吗？回答是否定的。

1930年年末，蒋梦麟正式担任北大校长，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整治此前曾提及的“群治弛”的校风痼疾。他早就意识到，不断的学潮与罢课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原本用以“自卫”的“武器”，也可能成为“自戕”的工具。